美国高等教育崛起的原因
作者：戴维·拉伯雷
(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
本文涉及美国高等教育的独特本质，意在揭示到底是什么力量使得它如此成功。19世纪中期，美国高等教育视野狭隘，仿佛一堆破旧的抹布，毫无学术声誉可言；但到20世纪后半叶，它却变得富可敌国，学术质量更是在世界范围内赢得至高赞誉。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
今天学界常对成功的故事表示怀疑，而且理由充分，大部分学者均不愿相信胜利或理想实现一类的事。美国教育史一度被视为凯歌频奏，从中可以看到美国方式的不断成功。但从1960年代开始，情况急转直下，此后我们喜欢讲述失败的教育改革：所谓品质优良的教育制度，不过是块遮羞布，教育其实在不断加深社会不平等。然而本文探讨的却是一个成功的教育故事。虽然这里的成功内涵非常狭隘仅指学术地位。由这一点出发，本文的目标是要分析美国高等教育的结构性特征，正是它，使得美国大学可以获得大量投资，同时创造巨额富，生产无数广被引用的成果，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位列顶端，成为其他国家竞相模仿的榜样大学。
由上可见，就分析路径而言．本文显然是将视野放在高等教育体系的形式上，而不是去考察它的学术实质。在本文中，受到关注的是学术科层体系中的地位，而不是知识生产或传播功能。需要进一步声明的是，虽然本文的关注点是美国大学的学术地位，但却无意指出，相比于她的国际竞争对手，美国大学体系提供了更好的教育，创造了更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公平。事实上，我曾在其他地方论证过，美国高等教育存在许多弊端：与其说它是求知的场所，还不如说它是社会流动的促进机制；它更善于颁发文凭，而不是传授有用的技能；它表面上捍卫教育平等，实际上却在制造教育不平等；它日益倾向于私有化，而不是一项公益事业（Labaree，1988、1997)。对那些进入顶尖名校的学生来说，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确处于不错的运行状态，但他们的良好感觉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建立在一种截然相反的事实之上。
这一事实是，对那些在社区学院上学的学生而言，美国高等教育简直糟糕透顶。这就是美国高等教育：一端是成功，另一端则是时常被掩盖的失败。
对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结构而非其实际社会影响，我仍想补充一点，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能描绘美国高等教育迅速崛起的条件，归纳其结构特征和历史积累——正是这些缔造了庞大复杂的美国高等教育而无法详细叙述它的成功故事。见多识广的人或许会觉得，本文提到的事实并不陌生，但我把这些事实放在一起，却是为了从新的角度对美国大学的成功故事展开解读。
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美国大学成功登上世界学术排行榜上的顶端地位？对于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乃是美国高等教育那令人吃惊的复杂结构。复杂（complexity）常被视为一大缺点，但正是复杂孕育了美国大学的成功。因为结构太过复杂，只有自己清楚自己，所以必须确立自主权。美国大学就本质而言，容易接受外界影响，但却很难加以控制。对于生存环境里的刺激，她善于做出反应；但与此同时，她也很会保持自己的独立。大部分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受控于国家权力，但美国大学却可以摆脱不利的国家控制，以半独立的企业法人（semi-dependent entrepreneurs）姿态．到市场上寻求发展。美国大学能这样，是因为她为自己准备好了另一条路，当不愿走这条路时，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渠道获得赞助人、经费资源，所以她有自主的余地，谁也控制不了她。
美国大学在本科学院提供大众教育，与此同时，她还可以在研究生院提供精英教育或高深学术，并通过职业课程或应用研究提供实用知识。集平民主义、精英主义与实用主义于一身，可以使美国大学获得广泛的政治社会基础，经费来源也因此变得多元化，不仅如此，美国大学还采取多元化的管理体制．既有现代官僚机构，也有中世纪的传统和学术领袖的人格魅力。因为体制复杂，人们很难搞清美国大学是什么样的机构，甚至看上去没有管理：但恰恰如此，美国大学才不会成为纯粹理性化的层级机构，或被任何单一的机制束缚住。事实也证明，正是这种大杂烩的混乱体制特征，让美国大学尤其擅长适应环境——依靠它，美国大学得以保持相对自主的姿态，同时养成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追求成功所必需的企业家精神。
洪堡大学
一、辉煌的成功故事及其根源
无疑．美国大学的根源来自欧洲。而欧洲大学自诞生以来似乎一直在书写一种伟大的机构传奇。2001年．克拉克·科尔曾指出：“1520年以前建立的欧洲机构中，大概有85所机构直到现在仍保持其当初的形式．功能也没什么变化，她们的历史像是从未中断过．这些机构包括天主教堂、马恩岛、冰岛及不列颠岛议会、瑞士州政府和70所大学。”在历史长达五百年的85所欧洲机构中，大学占了70所，如科尔所言：君主统治、封建的主仆关系以及行业垄断今天都已消失，但这70所大学仍位于相同地点，建筑风格也一样，教授与学生做的事情也大致相同，管理方式也没多大变化，欧洲的这些大学显然拥有自己的特征，从而可以长期保持稳定。
就长期保持稳定的结构而言，美国大学无法与欧洲大学竞争，但美国大学在短时期内便可以取得骄人战绩。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曾根据学术引用率、诺贝尔奖等指标推出了世界大学500强的排行榜，其中有170所大学来自美国，而且排名越是靠前，美国大学的出现频率就越高。在前100强中，美国大学占了54所；前50强中，有36所是美国大学；前20强中，美国大学有17所，排名前10的大学中，除剑桥和牛津外，其余8所全是美国大学（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2008）。人们大可挑评价标准的刺，但却无法否认美国大学的杰出表现，尽管美国大学诞生的时间比欧洲大学晚得多。在《新闻周刊》世界版2006年发布的排行榜上，前20名大学也是有17所来自美国。G因子排行榜（标准是Google公司统计的大学网址链接数）上，同样是17所美国大学占据了前20名（University Metrics，2006）。在《泰晤士报》2009年发布的排行榜上．前20名中有13所是美国大学、前10名有6所。
为什么美国大学在过去一百里可以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因为20世纪美国在世界经济、军事与文化领域的支配地位。财富与实力在美国高等教育的成长过程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藉此美国大学可以获得大量经费，并使得全世界的学术天才大批涌入美国。另一种解释认为，英语作为世界第一语言，使得美国大学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吸引世界级的学术精英；此外，还有人指出．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令欧洲大学备受摧残；其间，美国大学却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大量的经费支持，用以发展与军事相关的科学研究。在接下来的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更是加大了对大学的科研投资力度。
所有这一切显著提高了美国大学的竞争优势。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美国大学或许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但本文不会只考察这些影响强大的背景因素，而是要分析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元素，正是这些结构元素使得美国高等教育体系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充分利用外界提供的财富、权力、语言统治，科研投资以及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里，我不会否认国家权力的重要性，相反，我将关注一些不怎么明显但在美国大学的崛起过程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权力。到20世纪中期，所有这些结构元素开始产生效应，美国高等教育到这时已变为成分复杂的巨大体系。广阔的政治社会支持、多元的经费来源、机构自主和灵活的管理机制，将这些条件集于一身的美国大学从此能够充分利用摆在她面前的每一次历史机遇。
二、在政治与市场之间保持平衡
为了理解美国大学的成功，须先留意大西洋两岸自由民主社会的内在张力，这股张力位于推祟平等的民主政治和能够容忍不平等的自由市场之间。自由民主社会的内在张力使得高等教育也要在两极之间寻求发展，并因此集机会均等与排他主义于一身：一方面向大众敞开，另一方面又设置精英门槛。
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这种紧张都是高等教育的核心政治问题，而且化解紧张的机制也极其相似。那么大学该如何处理民主政治与市场取向之间的矛盾？答案是分层制度（stratification）。通过分层，我们建构了金字塔型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其底端，所有人都可以进去，但在顶部，则只有少部分人有资格进入。正是这种既讲究平等又保护特权的体系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得成功，与此同时，不想太出类拔萃的人同样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在这个体系中．所有大学都是平等的法人，但却功能各异。有些大学谁都可以上，它们是起码的社会福利；而有些大学则设置最严格的入学要求，它们通往的是真正的成功。
尽管分层是西方高等教育化解民主与市场矛盾的基本途径，但欧洲大学与美国大学在分层程度上仍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将会引出本文的核心观点：美国大学与欧洲大学的本质区别在于，与欧洲大学相比，美国大学更偏向于市场，所以美国大学的分层或分化程度明显高于欧洲大学。在市场取向更强烈的美国高等教育领域，位于顶部的大学和位于底端的大学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与其他国家的人学相比，为什么美国大学对于市场变化具有更加灵敏的反应能力，并因此更有热情和办法去追求高等教育的领先地位。
接下来，我将首先探讨美国高等教育如何围绕市场组织自己，把自己变成极具企业家精神的自治机构（entrepreneurial autonomy）。然后我会分析美国高等教育怎样在市场取向的作用下演变成分化明显的体系。之后我将转向政治，考察美国大学如何兼顾政治目的，赢取政治支持，以便巩固自己的基础和独立。此外，我还会把中世纪大学拉进来作比较，从中将会看到，这两种大学都依靠游走于国家及其政治对手之间获得了可观的自主权。最后我将探讨美国大学如何通过协调多重权威（authority）来塑造自己的独特治理模式，使自己能够泰然面对外界的控制力量。
三、美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取向
托洛茨基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市场很晚才出现，但它恰好是在美国历史的开端处形成的。这里不妨加以比较。托洛茨基（Leen Trotsky）曾指出,俄国跳过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从封建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哈茨提出美国充分利用其诞生晚的优势，一出生便是自由社会，完全没有封建社会阶段(Hanz，1955，3)。马丁·特罗从这点一出发，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早期发展及其迅速扩张做过诸多考察（Trow，1988，1999，2001)，本文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正是以特罗的分析为基础。特罗发现,在革命之前，美国殖民地有9所大学，英国有2所；到内战时期，美国大学的数量猛增到250所：1880年．英国只有4所大学．而仅在俄亥俄州就有37所大学。“1910年，美国大学的数量已接近1,000所，学生达到300万。同一时期，法国只有16所大学，在校学生大约为4万，仅相当于美国大学教员的数量”。
特罗认为，市场环境从一开始便让美国大学形成了独特的组织与治理模式。与欧洲大学不同，早期美国大学乃是非营利的社团联合体(corporate non-profit entities)，它从州政府获得许可，但州政府并未给予多少支持。19世纪中期，各州纷纷创办大学，美国高等教育进入快速成长阶段，不过这些大学仅从州政府那里得到一部分经费。整个20世纪，州政府投资在高等教育总收人中也只占20％一30％。州政府投资在公立大学财政中所占比率最高的阶段是在20世纪中期，但此后州政府投资的比率便一直下降，到20世纪末，公立大学的收入只有36％来自州政府投资，来自联邦政府和当地政府的投资分别占11％和4％。
进入21世纪，州政府投资在公立研究型大学的收人中所占比率更是少得可怜，只有10％。言外之意，公立研究型大学的绝大多数收入来自市场，包括科研投资、专利、销售、服务、捐赠、赞助和学费。这些收入几乎都不在州政府的控制范围，而大学要想获得这些收人．显然必须组建有效的机构模式，允许甚至正式授权机构领导者能够以企业家的思维与行动方式开拓教育市场。为了生存与发展，大学必须善于从在校生那里取得学费、从毕业生那里获得捐赠，同时开辟其他财源，诸如寻找科研经费、销售专利或提供有偿服务．而这自然意味着要和其他大学展开竞争。18、19世纪，市场收入主要来自学费。今天各种非政府渠道的收人增长显著，但学费对于大学依然非常重要。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甚至可以说，美国大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对学费的依赖，私立大学更是如此。公立大学同样得靠学费，否则便难以克服政府投资不足造成的经费短缺，更不要说发展政府投资项目之外的事业了。从建立到20世纪中叶，一些州（最著名的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公立大学实施免费教育，但进入20世纪后半叶，免费教育便消失了。纳税人的抗议和其他更棘手的财政支出使得州政府捉襟见肘，无力负担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开销。整个20世纪，学费在高等教育总收人中所占比率大概是在20％一25％之间。20世纪末，私立大学的总收人有28％来自学费，公立大学的比率是19％。
相比之下，欧洲大学的财政长期以来明显依靠甚至全部来自政府投资，尤其是在北欧地区，大部分大学不能收取任何学费，直到20世纪90年代，情况才发生改变，这与美国大学可谓足天壤之别。靠市场赚钱，意味着美国大学一直处于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因此必须成为思维敏捷的行动者。她们必须努力吸引、留住学生，知晓竞争对手的一举一动。只要消费者及社会条件一发生变化，她们就得迅速做出调整。她们必须善于赢得投资、捐赠及其他收入。这一切促使美国大学必须形成适宜的管理、组织和课程模式。
就美国大学的管理模式而言，其核心特征在于组建了独立的校董会（inde-pendent board of trustees）。如马丁·特罗所说，控制校董会的既不是州政府官员，也不是大学学者，而是一群善于沟通、关系广泛、能为大学保驾护航的圈外人。他们来往穿梭于大学与政府之间。当教授的影响力不利于内部和谐时，他们同样可以起到平衡作用。至于在市场上追求各种实际利益，他们更是不可或缺的中介。挑选、任命校长亦是由校董会负责，而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校长绝对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校董会与校长之间的权力对比会随大学的地位、教授的权力增长直接发生变化，但即使是在私立大学．校长也能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这一点在欧洲大学很难想象，因为那里通常是教授们的天下。
赢得校董会支持的强力校长将扮演CEO的角色，他像是在领导一家市场取向的教育公司（educational enterprise），会根据市场形成合适的组织结构。美国大学因此在组织结构上差异明显，无论地位高低，每一所大学都会努力满足消费者的偏好，争取市场份额。这意味着，学生选择将受到重视，大学会设计包罗万象的教育项目，同时尽量减少课程要求，供学生自由选择。此外，美国大学还重视专业教育（specialized education），其主要任务不是去生产高深知识，而是设计面尽可能宽的分科教育，以满足社会就业的需要。最后，市场取向的美国高等教育还发明了一套非常灵活的学分制度，其特别之处在于不是根据学习总量来评价学习成绩，而是规定学满多少学时就可以获得一定的学分。学分像可以流通的货币一般，允许学生自由购买课程．只要达到规定学分便可毕业。不仅如此，学分还使得转学也变得容易起来。
总之，市场取向使得美国高等教育常常可以不依靠政府，因此能够保持自主。美国大学更依赖的对象是消费者。也正因为这一点，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会出现显著的分化。接下来将进一步探讨这一高度分化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如何形成的。
四、结果：高度分化的体系
高度分化源自市场化高等教育的特殊动力机制。每家教育企业都会为争夺市场地位与对手展开较量，如此才可以吸引学生、提高收入，进而长期保持发展局面。这是因为政府不会限制创办或扩张高等教育，大学发现自己处于买方市场(buyer market)。买家也许只想学这门课，而非别的什么课，大学因此热衷于区分市场需求，并根据不同的需求设计五花八门的学院建制与课程项目。
当然，高等教育购买者有一个共同目标：获得社会上升必需的文凭。这意味着消费者绝不满足于上所不一样的大学。他们想上的是一所更好的大学——文凭更硬，有更多进入高新行业的机会，与其他毕业生追逐同样的目标时可以占据优势位置。对于消费者的这种特殊要求，美国已经设计出了金字塔型的高等教育制度，位于底端的大学向所有人敞开，但只有少部分人才有资格进人顶级大学。这些顶级大学颁发的文凭可以满足消费者的特殊要求。
灵活的市场机制导致高等教育的分化。面对多变的教育市场，机构领导者需要明确以下四点成功规则。
规则一：要看大学资历
今天，位于金字塔顶端的都是老牌大学，这一点绝非巧合。美国前20名大学中，有19所建立于1900之前，7所建立于1776年之前。在大批的竞争者潮水般涌入高等教育领域之前．这些老牌的大学便已确立了声名显赫的地位。她们培养出了国家领导人，与最富裕的家族建立关系的渠道也被她们封锁了。她们拥有巨额捐赠，雇佣了最优秀的教授。新兴的大学在这些方面都是从零开始，怎么可能有实力和老牌大学展开竞争。
规则二：奖励属于位居顶端者
这句话的意思是指顶端下面的大学都想爬上去，与此同时，位于顶端的大学则会设法击退竞争者，以保住自己的优势地位。如规则一所述，顶端已被老牌大学占据．下面的大学很难爬上去，但下面的大学大可以尝试。顶级大学手握巨大的权力、财富和荣耀，教员、学生、管理者以及她们的校友都将从中获得利益。所以即使成功之路漫长，但加入顶级行列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谁都想加入。何况也确实有一些后来居上者，例如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她们的成功故事也给梦想加人顶级行列的大学带去了希望。
规则三：模仿需要付出代价
20世纪当位居前列的美国大学纷纷加入创办研究型大学的运动时，研究型大学逐渐成为所有大学的办学追求。要想引领潮流，就必须建构完整的本科、研究生和专业教育体系，提高入学要求，招募学术成果卓著的教授，还得创作校歌，兴建橄榄球馆和哥特式的建筑。总之．研究型大学该有的东西，都应置办齐全。从顶级大学的实力来看，底端大学的机械性模仿显然不会产生理想效果。当然，对底端大学来说，也只能模仿了再说，或许它奏效呢。即便最后排名仍没上去，但至少对自己的学校到底有多少赞助者重新做了一次评估。
规则四：顶级大学保持优势地位的正确办法是创建新的学院，而不是让已有的学院扩大招生
最初的应对办法是扩大已有学院的招生量。哈佛直到1900年仍采取这种老办法，当时她已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但之后哈佛便不这样做了。为了保持优势，哈佛已有的学院再好也不愿贸然扩大招生，她们担心这样会毁了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卓越形象。所以哈佛情愿创办新的学院来实现扩张理想。新学院建立了，但却在哈佛处于下层地位，这既是因为学院是新办的，也是因为招生要求不高，比较容易进去。
八所老牌常春藤大学
以上四点规则主导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进程，并造成了当前高度分化的体系。从顶端到底端，这个体系大致分为四个等级（tiers），资格最老的大学位于顶端，新成立的大学位于底端。例外难免会有，但总的来说，资历仍是最重要的等级界定标准。老牌的常春藤名校均建立于殖民地时期，紧随其后的是19世纪早期和中期成立的一系列旗舰州立大学。这些大学和后来出现的几所大学发展成了精英研究型大学的中坚力量，并因此同样得以跻身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等级。
密歇根州立大学
第二等级的大学来源于19世纪中晚期形成的赠地学院（land grant colleges）。创建赠地学院，是为了满足已有大学未能顾及的实际需要，向更多的学生提供升学机会，所开设的课程多为农业、工程领域的实用知识。为了和那些旗舰州立大学区别开来，赠地学院通常会在校名中加上State一词，例如Michigan State代表密歇根州的赠地学院，从而不会被误认是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但在满足市场需要的过程中，赠地学院很快就发展成了综合性大学。到20世纪，又进一步演变成研究型大学，尽管其声誉不如第一等级的研究型大学卓著。
第三等级的大学源自19世纪末为培养教师而成立的师范学校（normal schools）。第三等级的大学最初仅提供职业课程，但就像此前诞生的赠地学院那样，此类学校也在市场需求的驱动下，迅速向第一等级的办学模式转变，以便满足学生愿望，提供更有价值、可以拓宽就业出路的文凭。师范学校就这样先是变成师范学院，然后变成综合性的州立大学，最后到1960年代，演变成地区性的州立大学。
第四等级的大学源自20世纪初期成立的初等学院（junior colleges），今天它们组成了体系庞大的美国社区学院。和赠地学院、师范学校一样，当初创办此类学院也是为了给底层学生提供升学机会；但与赠地学院、师范学校不同．此类学院没有从州政府那里获得发展成大学的许可，所以大多只开设两学年的课程。不过，此类学校学费低廉，而且可以转学，因此许多学生也会选择，然后再努力转学去等级高的大学。
圣母大学
上述等级分化足以表明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复杂性，但我们仍遗漏了另外两类大学，分别是教会大学和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s）。那么该如何界定它们的位置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类大学都有自己的市场，可谓自成体系，而且内部也有等级划分。以教会大学为例，位于顶端的乃是天主教大学，诸如圣母大学、乔治城大学等。当然，今天的教会大学已越来越像那些非教会的私立大学，因为市场压力迫使教会大学向竞争者看齐。至于文理学院，美国《新闻周刊》也曾为之发布专门的排名。可见，这两类大学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可以印证前文讨论的高度分化特征。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文理学院常被看成是大学研究生院的摇篮，同时也让本科教育多了一种选择。此类学院以“自由或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著称于世，在等级分化明显的美国高等教育界致力于追求学术荣耀，并因此瞧不起职业教育。尽管文理学院自成体系，但它也可以通过成为顶级大学研究生院的预备学院，在整个美国高等教育界确立自己的特殊地位。文理学院的声誉因此远高于社区学院。社区学院只提供两年的职业课程，入学要求非常低，要想接受四年的本科教育，就必须转学。文理学院的入学要求则非常高，许多人因此被拒之门外。如果被录取，不仅可以接受学术质量优异的四年本科教育，而且能够进入最好的研究生院深造。
写到这里该做些归纳。在市场的推动下，美国高等教育体系陆续衍生出了四类等级不同的大学。顶级大学最具社会优势，但底端的社区学院却为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言外之意，四类大学各具特色，但是三类大学也有点共同之处，即都是将研究型大学作为自己的办学理想。研究型大学的确已成为所有大学的追求目标，尽管大部分大学的辛苦努力只是在做表面文章，远没有成为真正的研究型大学。
五、美国高等教育的广泛支持与政治基础
如果说根深蒂固的市场化取向是美国大学之所以不同于欧洲大学的一大主要因素，那么另一大因素则是美国大学拥有广泛的政治支撑。克拉克·科尔曾指出，美国大学其实是一种高等教育模式的融合体，其中两种来自国外，一种是本土发明，它们分别是英国的本科学院、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和美国的赠地学院。对此，我的看法是，美国大学的成功不只在于采纳了这三种模式，而是因为无论就美国高等教育体系而言，还是从个别案例来看，美国大学都能做到将这二种相互矛盾的办学理想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即发挥每一种模式的长处以增强大学的整体实力，同时弥补其中任何一种模式可能产生的缺陷。
上述三种模式从两个层面塑造了美国高等教育。第一个层面体现于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等级性。等级低的大学将办学重点界定为发展大众化的本科教育，顶级大学的核心使命则是发展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中间等级的大学致力于实用教育和应用研究。可见，整体来看，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确做到了将三种模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所以美国高等教育结构合理，功能完整。另一个层面的有机融合表现为研究型大学也能根据需要与市场发展本科教育和赠地学院的应用研究及实用教育。
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平民主义的学院吸纳了大量的本科生。而从财政上支撑大学研究生教育的正是本科生。本科生交费上学，博士生通过担任助教获得本科生的经费支持。毕业后，本科生也比大部分博士生挣得多，他们构成了大学捐赠者的主力军。除经费外，本科生的贡献还表现在政治上。本科生来自不同社区，大学即因此拥有广泛的政治基础。本科生及校友堪称维系大学与社会的桥梁。如果没有本科教育，大学也许就会远离社会。为了充分发挥本科生的社区联系，大学还积极开展各种体育项目，大学的徽标（logo）以及大学推崇的颜色也因此成为当地文化的组成部分。
出于上述考虑，美国大学很善于吸引本科生。并让他们觉得宾至如归。美国大学鼓励或至少允许本科生投身丰富的社会生活，举行各种体育与文化娱乐活动，创造舒适的校园生活方式，甚至为此不愿开设学术难度过高的课程。对美国大学来说，为本科生提供健身房、餐厅和名不副实的学业成绩，都是必须付出的成本，如此才能支撑大学这一庞大体系的正常运作与发展。虽然这样做也许会留下降低学术质量的隐患，但它也是美国大学充满活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研究型大学体现的是精英主义，其核心使命是追求第一流的学术声誉。这意味着必须雇佣最有创造力的研究人员和最顶级的学者，吸引最具天赋的毕业生，创造最先进的科研条件。只有这样，才可以为追求学术声誉奠定坚实基础。而在各种大学排行榜中，这一块也是分量最重的指标。许多大学上不去．就因为在这些方面处于劣势。
但这些资源均非常昂贵，科研经费及专利销售可以解决不少花费，但它们远不够支付科研人员的高额薪酬以及减少他们的教学负担和为研究生提供高额资助所产生的费用，何况科研经费与专利价值时常会缩水。本科生的学费可以填补缩水造成的缺口，只是需要防止出现另一大问题，这便是如果一直拿本科生的学费填补缺口，而没有改善本科教育和增强教育实力，势必会让本科生觉得大学不是他们的，乃是别人的，从而失去广泛的政治基础。这里不妨看看德国大学的命运，德国早在19世纪中期便创办了研究型大学，堪称为世界确立了榜样，但由于过分追求高深学问．忽视平民主义的办学模式，到20世纪后期，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学术地位迅速下滑，这都是因为缺少足够的政治支持与公共经费。2008年，在世界前50名大学中，竟连一家德国大学都找不到（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2008）。
赠地学院在美国大学拓宽政治基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由美国自己发明的大学模式堪称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补丁。它使美国大学变成有用的大学，能为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作出贡献，促进经济增长，成为真正的社会所需要的大学。美国大学因此可以在社会立足。赢得社会的赞助和政治支持。因为它，美国大学可以对公众说：我们不只为你们的孩子提供一流的学术，我们还提供非常实用的职业教育；此外，我们还将致力于开展应用研究，解决本地实际的重大问题，促进工业与农业的发展，同时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总之，将平民主义、精英主义和实用主义融为一体，使得美国大学拥有广泛的政治基础，而这正是她获得成功的秘密之一。
六、中世纪大学：机构自治的典范
涂尔干
现在该考察一下美国大学的欧洲祖先，其目的是做些比较，进一步理解美国大学。先来看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一书中的欧洲大学史研究。涂尔干曾指出，欧洲大学最先形成于中世纪，当时的状况极其有利于大学的生存与发展。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其中的70所大学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意味着她们一定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在涂尔干看来，欧洲大学当初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是因为她们在中世纪的两极世界做出了恰当的自我定位。中世纪存在两大权力中心，即教会与国家，它们控制着当时的财富与公共秩序。大学没有在一棵树上吊死，而是在两极的中间地带行事。
一方面，大学利用教会势力使自己免于国王、地方封建主的不利干涉；另一方面，大学又能利用国王和封建主的力量来维持其在梵蒂冈及主管教区的独立自主。此外，中世纪大学还会依靠国家对抗封建主，或向教皇求助以反对地区主教。中世纪大学就这样逐渐积累自己的法人权力（corporate power），成为在教会与国家之间保持自主的教师行业协会（guild of teachers），而不会固守任何一方以至陷入穷途末路。他们不会让外人加入本行业，必要时也会发动罢工。通过身居相互竞争的两极权力的中间地带。借一方力量来对抗另一方，欧洲大学很少受到外界干涉，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机构建制与传统。由于起点良好，到现代国家出现时，欧洲大学仍可以继续发展，其价值对社会来说依然不可或缺。
接下来看看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 2006）在《学术领袖魅力与研究型大学的起源》书中的描述。在该书中，克拉克考察了德国大学从中世纪到现代的演变历程。他从韦伯的三大权威类型出发，认为中世纪德国大学依靠的是传统权威，行会中德高望重的老教师依照惯例制定招生、课程及毕业标准。进入现代早期，由于受到现代国家的理性化立法机制的影响，大学开始发生变化，纷纷采纳国家的科层体制，以应对国家的经济及政治需求，理性化的大学管理架构因此得以形成。
克拉克花了很大篇幅叙述国家权力如何重构传统的大学模式，使教授、课程、学生及学位统统转向为实现国家的功利主义目标服务．克拉克发现，在新教改革激烈的国家，例如德国，国家力量非常强大，教会无法像中世纪那样继续与之抗衡。需要强调的是，克拉克还指出，现代大学机制日益理性化的同时，依然注重发挥学术领袖魅力作用，也就是突出科学家的地位，努力追求一流的学术声誉，进而证明大学乃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
七、市场与国家之间的自主空间
涂尔干与克拉克的历史考察为进一步认识美国大学提供了两个参照点。第一，中世纪大学有很强的自主性，因为它游走于教会与国家之间。在天主教国家，如法国，这种自治延续了更长时间，直到出现绝对的君主专制和现代民族国家，教会才失去其对国家的优势。而在新教国家，如德国，教会势力明显不够强大，当初国家权力进驻大学时可谓畅通无阻。在美国，据我所知，没有势力如此强大的国家，同时国家的对手也不是教会，而是市场。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与强大的市场为美国大学确立自主地位提供了可观的空间。
简单地说，在美国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市场为其提供了强大并且有效的力量，以对抗国家的不利干涉，这就像中世纪大学从教会那里得到诸多依靠与保护。进入现代以来，欧洲大学日益失去自主，这自然是因为教会权力式微，大学越来越受控于国家，德国大学最早经历这一变化，随即蔓延至整个欧洲，从此欧洲大学只能在单一国家权力的支配下寻求发展。
欧洲大学得以幸存下来，但其自主及蓬勃的创造力却受到遏制。因为有国家投资，她们在经济上有了保障，无需像美国大学那样，为获得经费而低声下气地乞求学生、赞助人和捐赠者给予资助。依靠政府恩赐，欧洲大学还享有诸多法律赋予的特权。这些条件使得欧洲大学可以长期过上好日子，但她们也因此失去了许多宝贵的锻炼机会，代价堪称惨重。一旦国家财政紧缩，欧洲大学便会陷入饥饿状态，眼睁睁地看着经费渠道多元的美国大学在国家投资减少时仍可以拥有巨额财富。
对欧洲大学来说，她们只能按照教育部制定的方向发展，这与美国大学的情况可谓天壤之别。在美国，政府拨款的比重不大使得政府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干涉大学。多数时候，推动美国大学前进的乃是教员、管理者及校董会长期以来在适应市场要求的过程中形成的“企业家直觉”（entrepreneurial instincts）。无论学生提出的特殊教育需求和社会出现的崭新机遇，还是工业、政治及军事领域企图最大程度地借助于大学的科研力量，美国大学都可以迅速做出反应。
最近十几年来，由于强烈感受到国外竞争对手的压力，国家与此同时也想卸下沉重的高等教育财政开支，欧洲大学日益意识到要改革，正在朝市场取向演变。1999年，30个国家的教育部部长共同签署博洛尼亚宣言，正是为了通过将这种改革加以制度化，来推进欧洲大学的市场化进程。宣言在欧洲范围内制定了统一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同时推出一套学位标准，在欧洲范围内相互承认学分。宣言实施后，学费开始上升，为获得科研经费而展开的竞争也已拉开，大学的市场化取向日益显著。虽然有这种变化，但与美国大学相比，在欧洲，国家对于大学的控制力仍然强大，在一些关键的市场化节点上，比如大幅增加学费，欧洲大学仍处于顾虑重重的状态中。
八、多元权力模式之间的自主空间
第二个参照点是，克拉克也许夸大了欧洲大学由传统模向理性化机制转变的剧烈程度。在我看来，现代大学并未采取单一的理性化权力模式，而是三种模式都有，这一点尤其在美国现代大学体现明显。美国大学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即在于她能将三种权力模式灵活地整合在复杂的大学机构里，而且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让它们可以相互支撑（例如在市场中，传统、理性化及学术魅力这三种权力模式都发挥了良好作用），因此能够防止由于大学的单一化和集权化而酿成其中一方压倒其他各方的不利局面。这一多元权力模式为保持大学的内在活力提供了保障，这就像市场与国家同时存在，大学才可以左右逢源。
如克托克所言，理性化的权力模式重建了中世纪大学；而在现代大学中，其影响也是随处可见，诸如清晰的科层管理架构、商业化的预算机制、专业的经理人队伍和精细的以品行为本的学生入学、教员招聘及晋升评价体系。任何一所现代大学都具有这些理性化的权力元素，但美国大学把它提到了较高的层面，因为美国大学更依赖市场，她们必须以高标准来满足市场需要。就此而言，是市场将美国大学理性化了，这与市场使公司经营理性化如出一辙。调整学费及教员薪酬时，美国大学必须根据自己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所处等级，理性地分析她们现有的或想占取多少市场份额。此外，美国大学还组建了有效的科研管理与市场开拓机构，苦心经营委托人和捐赠者提供的项目与经费，以便实现收益最大化。
不过，在上述理性化机制的背后，美国大学仍有其传统的基础，即中世纪大学的行业协会管理模式：在招募教员、晋升、授予终生教职、审批课程时．美国大学仍然看重传统的大学决策模式。我们仍会从学生中挑选学徒教师，以晦涩难解的课题（arcane subjects）来考验他们，继续将中世纪发明的三种学位授予他们；当初发明这些学位，是为了表明教师协会对于学生的接纳程度。毕业典礼更是按中世纪的程序举行，戴学位帽，穿牧师袍。这些元素在其他地区的现代大学也很盛行，然而美国大学异常热衷于坚持这些传统规矩，甚至以夸张的方式执行传统的学术权威。也许是因为，这些不是本国生产的传统仪式象征着中世纪的文化，是可以卖个好价钱的古董。19世纪末，美国大学突然兴起仿古热潮，哥特式建筑、中世纪四方院．还有橄榄球、校友日和母校。这些都是凸显大学学术权威的传统方式。传统就这样成为流行商品，风靡美国高等教育界，而美国恰好又是一个历史遗产稀缺的国家。
接下来将探讨另一种权力模式，即学术魅力，克拉克的著作中最吸引人之处是描述现代大学对于学术魅力的狂热追求。与稳定、功能持久的现代科层制度相比，学术魅力通常被看做不稳定、原始的权威形式，其突出特征是个人崇拜。但学术上的个人魅力却可以在研究型大学中发挥关键作用。韦伯认为，以个人魅力为基础的权威“集中于具有圣洁品质、英雄主义行为和卓越人格的个体身上，还包括此类个体揭示、制定的规范与秩序”。这种权威放在现代大学教授的杰出代表身上显然也很合适。戴维·洛奇及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对此有过精彩刻画。而在克拉克看来，研究型大学十分推崇理想化的学者，大学以作者姓名为单位编制图书馆的书目系统和学术引用规则，即是推崇途径之一。通过各种学术奖励、讲座教授席位、同行评议制和引文索引等方式来凸显学术影响力，更强化了大学对于学术魅力的向往。为学术天才提供荣耀位置，为在研究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教授塑像，这些同样可以证明大学推崇以学术魅力为基础的权力模式。
韦伯
韦伯认为现代性不仅冷酷无情，而且不可避免，理性化的力量开启了世界的启蒙进程，它将消解传统权威和领袖魅力的作用。有趣的是，大学虽然是现代机构之一，但现代大学却在设法保留传统权威模式和个人魅力的权威作用，甚至将它制度化，正因为这样，中世纪的传统与个体的学术魅力仍然在现代大学扮演重要的权威营造作用。而在这一点上，美国大学同样比欧洲大学有更突出的表现。实际上，学术明星体制（academic star system）非常适合市场化取向的美国大学，和大学分为不同等级一样，学术明星体制也将教授分为三六九等，并且明码标价．要想得到一流的教授和学术荣耀，就必须按价支付薪酬与津贴。在美国文化中，明星教授和杰出的企业经理人一样，都被看成具有特殊才华、能提升机构业绩与声誉的非凡人物。
由上可见，现代大学集合了三种权力模式，但美国大学在实施它们时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远胜于竞争对手，所以这三种模式在美国大学中的影响更为清楚深刻，美国大学也因此显得更令人困惑。对于大学是什么、该如何管理大学等问题，美国大学提供了矛盾的回答。不过，正因为保持这种看似复杂、矛盾的结构，美国大学得以充满活力。总之，美国研究型大学拥有独特的“三位一体”结构(trinity)：父亲是传统，儿子是理性，神灵（holy ghost）则是学术魅力。
九、结语
本文是从机构特征的角度分析美国高等教育的成功原因，而这里的成功仅指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支配地位以及经费、人力资源和学术吸引力方面的卓越表现。我们考察了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内部多元和谐的构成元素，正是这一结构特征，使得美国大学在20世纪中期能够充分把握美国财富与权力急速增长带来的发展良机。
这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美国高等教育的复杂结构，其对机构自治的重视，其对市场的依赖，对不同政治目标的接纳以及采取多元权力模式组成的治理机制，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当然会产生一系列的教育与社会问题。对此，本文虽没有展开探讨，但也有所涉及。这一复杂结构导致美国高等教育呈现严重的分化格局，它维护社会特权、提供上升机会，上大学的意义也因此常常表现为出人头地而非接受教育。美国高等教育体系能够缔造成就辉煌的研究型大学，但其代价却是社区学院及地方州立大学得不到优秀生源。这一复杂结构可以保护美国大学免于外界干涉，限制国家权力，然而美国大学为此却得看主顾的脸色行事。
高度分化及依赖市场会使得学生过于看重获取被社会广为承认的文凭，而不是掌握真正对社会有益的知识，尤其在本科阶段，这一倾向更为明显。此外，美国高等教育还非常不称职，因为那么多的公共及私人经费都被大学用来成就私人目标（private ambition），而不是促进社会公益（public good）。虽然存在诸多弊端，但美国高等教育的复杂结构同时也为大学创造了可观的自主空间、稳定的经费来源和广泛的政治支持。正是这些结构性的优势使得美国大学能够胜任竞争，迅速适应环境，进而在全球教育市场中扩张势力。
参考资料（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查看）：
https://web.stanford.edu/~dlabaree/publication2010/Understanding_the_Rise_of_American_Higher_Educ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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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维·拉伯雷，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原载：斯坦福大学官网，译文刊载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年第3期。本文版权归属作者/译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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